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做了完全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和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各个方面塞满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1通知一经发出，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平地而起，造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大劫难。
　　美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未能幸免。我在采访河北省美术界老前辈的过程中，了解到河北美术在“文革”中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以及河北省美术界老前辈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他们在“浩劫”中仍然深入生活实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创作了一些反映当时历史情况、为广大群众服务的作品。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感到震惊，也为他们的创作精神而深感敬佩。
　　
　　一、“文革”初期的河北美术
　　从“文革”一开始，全国各机关单位就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人们忙着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河北最早的美术刊物《河北美术》也因此而停刊，所有人员下放劳动。为更好地贯彻学习毛主席“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河北省开展了“红海洋”运动。大街小巷到处都刷上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在语录前都有木刻的毛主席像，当时河北的美术工作者几乎都刻过毛主席像。“红海洋”运动中，石家庄的各大路口，都建有类似影背墙一样的墙面，上面画有毛主席巨幅肖像。市内主要街道中山路、解放路两侧建有大批判专栏，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专栏，定期更换内容。这些专栏的内容虽然是一样的，但书写的格式，设计的版面以及花边却各不相同。尽管美术工作者不能自由创作，但这些专栏却也成了他们展示各自才华、互相竞赛的阵地。在那样的年代，艺术家被压抑的创作热情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在“红海洋”运动的后期，毛主席像章的制作和佩戴又掀起了一个高潮。1969年从空军某部下放到河北石家庄动力机械厂当锅炉工的画家费正先生，当年就亲自设计制作了有机玻璃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已经成为稀有的珍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臂佩红袖章，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为了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河北省举办了“八·一八”接见红卫兵的展览。当时在河北省的画家胡振宇、谢志高、刘海志等人参加了这个展览，但都是以创作组的形式画毛主席肖像，不以个人名义参加。画面上主席肖像居正中，背后光芒四射，下方是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工农兵欢呼雀跃等待毛主席接见。这些作品颜色非常红，都直接用朱红画，用大红画看上去都有些偏冷，整个画面火红一片。构图上主要体现领袖人物的高大以及工农兵形象的主体位置；造型上注重主要人物的健康力量和戏剧性；色彩上，以“红、光、亮”表现热烈而积极的精神倾向。艺术范围变得十分狭隘，只能在被允许的内容和风格之中发挥作用，不可避免地导致类型化的情况，这似乎已成为整个“文革”时期美术的创作模式。
　　1965年在天津举办了华北区年画、版画草图观摩会。当时河北主要政府机关在天津（后迁到保定，70年代初迁到石家庄），送展作品有359件（700多幅）。在1967年“文革”一周年的时候河北省建成“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博物馆。以后专门有一个展览班子在这里进行创作，负责当时的文化艺术宣传，其中有胡振宇，陈承齐等画家。他们白天根据形势需要进行创作，下午还要打煤渣砖进行劳动改造，还经常有人被带走批斗。这个班子参与复制了井冈山、韶山大型展出活动，同时还结合本地文化革命展览的实际内容进行创作。在复制井冈山展览时，画家不能按照史实画，只能把毛泽东和朱德会师画成毛泽东和林彪会师。画家陈承齐当时创作了作品《毛主席在农民夜校》，还有《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画面以红色调为主，毛主席放着光芒，世界人民都拿着红宝书，万里山河一片红。这些作品在“文革”后不知去向。
　　6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民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激情中度过的，艺术创作中的水平明显不如60年代前半期。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走资派被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改造；而年轻的工农兵子弟和知识青年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几乎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环境中，在毛主席语录的滋润下健康茁壮成长起来的。这时的中国是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中国，到处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口号。美术作品创作的题材极端单一化，毛泽东的肖像和语录主宰了一切，画家像是复印机，虽然作品的风格、形式略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从毛泽东的头像到半身像，再到全身像；从正面到侧面，包括反映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带领群众斗争和毛主席在工人，农民中间的作品。人们对这些作品百看不厌，激发了人民的“文革”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