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记载说明，董其昌不画很工整、细腻、“内行”的山水画，不画人物、舟车、屋宇，只画些写意的，或者说不在行的山石、树木、房舍等。由此看来，凡画得很工整、细致的山石、树木、房舍或有人物、舟车、屋宇者，都不是董其昌的真迹，或者说有作伪和代笔的嫌疑。刘九庵先生在世时，我曾和一位台湾朋友拿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轴，请刘老鉴定。此画的风格和董氏画非常相近，水平达到“乱真”的地步，且纸、墨、气息、款印均好，看不出明显的破绽。但刘老看完后却认为这是一张假画。刘老说：“你看此画左下角画了一条船，船内还有一个船夫，画风工细刻板，故伪。”一言点出了伪作的“硬伤”。

　　董其昌绘画的另一个特点，是用书法的笔法作画。董其昌作画追求书法效果，并把它视为作画的普遍规律。他的画，画近树多用双钩，极少一笔点画。如他绘的《集古树石画稿》（故宫藏），其中所画之树，几乎全部用有顿挫、一波三折的线条双钩，书法趣味十分明显。他勾的山石的轮廓线条也是如此，有一种生拙之趣。在画意上，他不追求“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主义，而是主张以画为乐，寄乐于画，故人们称之为“文人墨戏画”。而作伪者、代笔者所作之画没有这种内蕴和趣味。

　　此外，鉴定董氏书画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好不一定真，真不一定好。董其昌名气大，工作繁忙，应接不暇，有些次品问世，也是常情。而作伪之书画，绝大多数画得很认真，有的水平也很高，但破绽之处就在于矫揉造作，缺少变化。书画鉴定要弄清作者书画的渊源。董其昌的画，早年学黄公望，中年以后师法董源、巨然、高克恭、倪瓒等，尤致力于倪、黄，故他的画风，深受倪、黄的影响，自有一种平淡、天真、古拙之趣。伪手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故容易出现破绽。董氏书法，深受颜真卿影响，多生拙之趣，而伪作则不然。

　　第二，董其昌的款题。

　　董其昌的名款有“董其昌”、“玄宰”、“思白”、“思翁”、“其昌”、“董玄宰”、“玄宰画”、“董其昌书”等。他署款的规律与别人不同，亲笔书画一般用楷书，工整、规矩，秀中见拙。而代笔书画，常写行书或草书，用笔随便。但也不能绝对化，要灵活运用才对。董其昌落款另一特点，绘画作品不落“其昌”，书法作品不落“玄宰”，这一规律，在他的晚年作品中多见。而董氏得意之画，也有署“其昌”的，但不钤印。董其昌的题跋，多为平行（头）款，行气一般略向左倾斜。但这些习惯和规律，不能生搬硬套，要灵活掌握。

　　第三，董其昌的印章。

　　董其昌的印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120方，其中多数是印文相同，而形状、大小、篆法、刀法不同之印。董氏印章和其他书画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印章大同小异的就有好几套，很难找出标准的面貌，故鉴定他的书画真伪，不能以印章为准。更有甚者，他的一些得意之作（家藏）不钤印，而一些代笔书画，反而钤上真印或落了真款。这就给我们的鉴定工作带来了一些难题。因此鉴定董氏书画真伪，主要要依靠书画本身，也就是笔法、章法、结构和墨、色等。

　　第四，董其昌所用纸、绢等。

　　董其昌作画，写字的纸、绢特别讲究，据《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四记载：“董玄宰先生字画之妙，超轶前代，世所共宝，章都谏鲁斋令华亭，日精印朱丝、乌丝、长笺、金笺、斗方云母笺，大小副启，俱以细料洁白棉纸印，裁极工者，送备先生文房之用。盖知先生文字不假于人，而人亦无能争巧于化工也。”又收藏家姚逢图讲，从董其昌家出来的书画，如一些小册子，纸、绢质地很好，题字不多，盖印不规则，但钤印很好的作品，绝大多数为真迹。相反那些大幅的书画作品，多数不真。因为董氏名垂天下，应酬很多，无暇作大画或长卷书法。从传世作品看，此说十分可靠，但不要绝对化。